王氏生活的郯城。史景迁具体地为我们勾勒了那个时候，底层社会的贫困混乱，和底层农民的悲剧。刚才我们主要讲了经济方面，书的另外两章里，他还讲了社会秩序和妇女的处境。郯城的社会秩序很混乱，盗匪随着天灾人祸而来，家庭和邻里之间的争斗也是常态，儒家伦理在这里几乎失效。这就是为什么，任某会为了小小的口角诬陷高某。可以想象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妇女的处境就更悲惨了，她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。王氏虽然逃跑了，但是她最终发现，自己其实无路可逃。
经过这样一层层地推进，郯城人普遍的绝望情绪自然就涌现出来。当地流传的歌谣说：兄食其弟，夫食其妻。这些人会说，与其为人食，不如吾自食，稍延旦夕之命。这是个吃人的社会。生活在这里的底层农民，只能在穷困中挣扎，唯一能有的念想，就是能活下去。
史景迁重建17世纪的郯城，用到了三种材料。第一个是《郯城县志》，它是官方材料，记录了一些基本信息，比如郯城的地理位置，发生过的大事等等。第二个是官员黄六鸿的私人笔记《福惠全书》，书里写了他办过的一些棘手的案件。史景迁最初就是在这本书上，看到了王氏的案子。黄六鸿记录这些案件的时候，应该是想作为办案的参考资料，但是我们今天去看它，从中读到的是当时的社会和人情。
作为历史研究，这两种材料都很平常，史景迁用到的第三个材料就比较有争议了，也就是清代笔记小说《聊斋志异》。有争议，不仅是因为他参考了小说，更是因为他在书里大量引用了聊斋。比如在写王氏之死的时候，史景迁借用《聊斋》中的片段，写了王氏的梦。
把王氏故事放回到这一系列的因果背景里，她的悲剧就有了普遍性。就像史景迁自己说的：猜想许多妇女像她那样，就像许多县如同郯城那样，受苦受难，缴租纳税，却很少得到回报。
在这里，真假并不重要，王氏仅仅是一个载体，虚构的王氏，有着真实的处境、真实的情绪、真实的选择，真正的主角，是她背后的历史情境。
史学家余英时说过：真正的史学，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，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。
《王氏之死》就是做历史研究很像是拼图，我们看到很多碎片，再想办法把它们组合成一幅图画。对史景迁来说，王氏的故事，就是其中的一个碎片。他说，这个故事就像是退潮的海水中，一颗微微闪亮的石头。他把它捡起来，在手里把玩，他发现石头上漂亮的色彩和纹理，不但没有消退，反而更加鲜明。
最后，我们再说一下这本书的地位。史景迁的研究，属于中国古代社会史。美国汉学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这种成绩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，再加上他们精密的论证，和细致的分析，累积了很多让人有启发的成果。比如孔飞力的《叫魂》，魏斐德的《洪业》，都是展现清代社会的名作，在中国影响也很大。这两位学者和史景迁，也被合称为“美国汉学三杰”。
但是史景迁比他们俩还要大胆，孔飞力他们更重理论建设，而史景迁更偏重叙事，重新塑造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。他的每一本书都是这样。所以有人说，史景迁更像是一个精巧的工匠，在纸上搭建着他印象中的古代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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